郭沫若说：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

但是，相对而言，孟子对外在的礼乐教化以及刑罚有所忽视，一定的程度上偏离了孔子的思想。于是子大叔出兵镇压，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他说：谁年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即是说这个道就向人们进出的门户一样，是天下众人所共同经由、所共同遵守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社会治道体系是道统、礼乐和法律的三位一体，是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中之谓人，形而下之谓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

[24]白奚：《稷下学研究》第281页，三联书店，1998年。（《荀子·强国》）道也者，治之经理也。神仙的山水虽然是超现实的，却不是超越的，因为神仙的超现实生活居然具有与俗世相类的秩序，神仙们属于一个与人间相似的等级体系，也有不同级别的待遇，可见，神仙生活虽然超现实，却同样世俗，神仙长生不老的意义只在于永享世俗之乐，因而神仙只是另一种世俗存在，与超越性无关。

这样的大地既属于英雄，也属于与英雄无关的异人（学者、僧侣、隐士、渔樵、艺术家），也称世外高人（而今皆为俗人）。山水是历史激荡所不能撼动的存在，王朝兴衰，世家成败，人才更替，财富聚散，红颜白发，功名得失，以青山度之，皆瞬间之事，所以青山依旧在，浪花淘尽英雄。如果每个人都在互相否定中被否定，那么人就被否定了。初时，社会很小，社会的建构是文明的核心问题，山水很大，属于有待开发的原野，尚未成为精神性的超越之地，而单纯是生计之地。

无涉人事而可以借之旁观历史的山水才是超越之地，既不是社会，也无体制，而是不属于历史却一直与历史同在的思想之地。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终南山），若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等等。

但是，多数人似乎偏要不仁，而儒家一直无法解决人而不仁的问题，这不仅是人难以成为人的问题，也是社会难以成为好社会的问题。一、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 历史乃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这一点似乎是众多学人的共识（不排除有不同看法），也是古人的一种代表性的理解，所谓六经皆史。可以说，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才是严格意义上唯一的人文主义。在山水概念中还另有两种属于超现实的山水，或有原型，或为想象，但都不是真实山水，而是作为概念而存在的山水。

当人的世界成为了存在论的核心问题，神的世界就可有可无，即使有，也是晦暗不明的异域，终究是可以存而不论的另类世界，于是，历史世界才是真实的长存世界，而鬼神世界只是虚设之境。孔子的天才在于发现了仁是人的根本问题。不过，周朝并没有取消天命的至高地位，而是强调不可见之天命必须有可见的证明方为生效，空言天命只是妄称天命，因此将人心所向确认为天命之明证（这几乎是唯一有力的证明，其它证据如天象地动皆可主观解释），正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历史虽然具体，却不是一个形而下的概念，相反，它是一个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合体概念。

如今青山依旧在，坚如磐石（本来就是磐石），青史也在，但出入山水之人只是旅游者，因此山水也变成了社会，失去了超越性，山水之间再无渔樵之类异人。假定渔樵能够看破历史性，就像我们知道无理数是无穷展开的，渔樵也仍然难以看破历史的下一步，正如我们无法肯定无理数的下一数。

此外，陶渊明想象的桃花源虽是世外之地，却也并非超越之地。如果仅仅把山水看作脱俗之地，那也是一种世俗理解。

领会如山不移之理，所以仁者不忧。这意味着一个生活悖论：在时间中一切事情都不可能有意义，因此只能在历史中去建构意义，而建构意义就必须建构超越性，否则意义无处可依，因此历史的意义必须由时间来证明。渔樵之所以具有哲学的深度，张文江认为是因为渔樵之象暗喻人类文明的根基，意味着渔樵总能够从根本处去理解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那么，除了赫赫上天，在大地上何处寻找与人事无涉的自然？或者说，大地的超越性又在哪里？ 山水，与人事无涉而具有超越性的自然就是山水。那么，渔樵是什么人？渔樵虽然远离名利场而出入山林江湖，却不是功成身退的范蠡张良之辈，不是隐居待沽的诸葛亮谢安之类，也不是装疯扮酷的竹林一派，更不是啸聚山林的盗寇之流，也远远不及庄子所谓的真人，更加不是得道成仙的神仙，而只是以山水为生活资源的人，是非常接地气、对自然和人生有着丰富经验而见怪不怪的人。此处所谓的意义并非分析哲学讨论的作为所指（reference）的意义（meaning），也不是语言学讨论的能指（signifier）的意指（significance），而是一个存在的目的性，即一个存在之所以成为如此存在的本意（that meant to be），比如说，人之为人，生活之为生活，文明之为文明，等等。

渔樵对历史的谈论虽然得道，但不太可能直接讨论道。诗人和艺术家创造的山水有不少也有原型，但经过想象而具有超现实性。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诗经》中对山水的歌颂表明，在被赋予形而上意义之前，山水的重要性只在于物产，野果野菜走兽游鱼之类，如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秦风·终南）。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天人合一的原则始于周朝，尽管其论述或晚至战国或汉代。神仙所居的山水既为想象之地，神仙的生活也是想象的生活，与人事无涉，不仅不受人事之干涉，而且也不去干涉人事（通常如此）。

与山水有着纯粹的切身存在关系的人是渔樵。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张文江给出一个有趣的解释：渔樵是中国的哲学家。王维知道山水与渔樵的切身关系，有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山水必为一体，兼有变化与不变之理，与易经之方法论相合，因此，山水是方法论的意象。这是在智慧深度上去定义渔樵。

周朝思想将天命倒映为人心，天道倒映为人道，上德验证于人德，问天转为问人，巫术经验也就转向历史经验。所以，怀疑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怀疑一切，而是为了寻找不可怀疑的根基，深意在此。

不知道未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仍然表达了渔樵的象？这是个问题，如果是的话，人工智能的食物即能源，两者合二为一，那么，或许是历史的终结，或者是人的终结。总之，无论是神仙山水还是艺术山水，都试图以超现实的方式去接近超越性，可是超现实性终究不是超越性。

与之不同，历史是具体的世界，因此在真实性上是自足的，所以说，历史是人文主义的唯一基础。尽管历史的不朽无论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还是在形而下的事实上都仍然是有限的和有穷的，无法与自然之不朽相较，因此青史之流传终究不及青山之永固，然而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却开创了自然之外的另一种形而上问题，即定义了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形而上问题：在人之外的世界，即使是无限而且无穷的，也是无意义的，因为无人便无言说，无言说则无意义。就人的存在而言，超越性正是生活得以成为生活的意义。渔樵以山水为生计，当然是劳动人民，不过还需要进一步识别为劳动人民中的小众，有着朴素通透的智慧直观，宠辱不惊。

唯一的出路是建构一个既有超越性又世俗的神话，使得形而上能够具体化为形而下。《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典型地表达了什么是渔樵的关注重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为什么万变必需与不变合为一体？其中道理是，如果只有变化，就无物可以识别，绝对流变等于无物存在而只有过程——也许在物理学的终极层次，物质只是过程，但不能解释人的世界。既言传统，就意味着，巫与史所关注的事情虽然分属神人两界，但其间必有串通之一致性，否则无以言传统。

社会虽然没有超越性，但并非社会中人都没有超越性，所有舍身成仁的英雄行为都具有超越性，平常之事也可以有超越性，如季布之诺。周朝的顺天应人原则既是思想革命也是神学革命，它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同时也就开创了历史为本的人文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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